近代西医院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独特角色以广州(2)

来源:眼科新进展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期刊导读 时间:2021-08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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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伯驾在传教士及商人当中的名声和人缘都非常好,被描述成一位“非常冷静,是个非常虔诚的人,也是个精明能干的管理者。……他很清楚公众的重要性,

伯驾在传教士及商人当中的名声和人缘都非常好,被描述成一位“非常冷静,是个非常虔诚的人,也是个精明能干的管理者。……他很清楚公众的重要性,他也许是中国传教会最好的筹款人,当然也是最有本事的说客。”[10]这使得商人们非常真诚地支持他,提供管理、资金甚至医疗上的帮助。在1836年的眼科医院报告中,伯驾表示感谢“在中国的朋友和捐助人主动的慷慨捐赠,总额达1800元”。[11]而在旧广州贸易结束时,从美国和英国来的资金和新医生使医院得到极大的扩充。

在伯驾的捐款者当中,也有许多鸦片贩子,伯驾虽然不齿这类行为,但是依旧接受他们的捐款和帮助。因为这也是鸦片贩子们的日常宗教服务之一。如鸦片商头子威廉·查顿,便是受过训练的医生,他经常在眼科医局帮忙。同样经常参加宗教服务的还有旗昌洋行的约翰·记连,美国鸦片商中最重要的人。这些交往说明了眼科医局不仅是外国商人们的医疗场所,也是宗教活动场所,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三、眼科医局与中国士绅阶层

伯驾治疗成功的事迹很快流传海外。据台湾地区研究院院士、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推测,日本社会的种痘事业源于伯驾,可能是他将皮尔逊关于种痘的著作于1838年带至日本,使得种痘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活动,成为明治维新的一部分。[12]这一事例说明,沿着海上丝绸之路,伯驾和眼科医局已经受到广泛认同,在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。

眼科医局在广州广为人知。1837年,伯驾写信给自己的美国朋友说:“他在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,无论走到哪里,他都被认出来。”[13]在当地上层社会和士绅中,伯驾也享有盛名。一位广州知府的马姓师爷患了白内障,经过手术视力完全恢复。出院时,他特地找了一位画师去画下伯驾的肖像,以便他可以日日供奉。还写了一篇颂诗,敲锣打鼓郑重献给伯驾:“乙未年九月,[14]伯驾医生渡海来粤,开医院,显才能,不索钞。日疗病患,数以百计。朝朝暮暮,不吝资费,不辞辛劳,以慈悲之心肠,抚病患之苦难。”[15]在诗的末尾,他还将伯驾与中国医生作比较,认为中国所谓的名医索取重酬,迁延累月依旧没有任何成效。而伯驾谦虚低调,将治病的功劳归于上天,人品极为贵重。

1838年出版的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记载了一位病人写给伯驾的小诗:“寻医留住五羊城,幸遇真人善点睛。已喜拨云能见日,从教污浊转清明。”患者眼珠痛、头痛、肚痛,痛得茶饭不思,认为自己是“气滞,血少,大便结,虚火猛盛……”。他想回家,但是路远回不了。诗里没有写他是如何找到伯驾医生的,但他抱着碰运气的心态来眼科医局。伯驾治好他的眼疾(从“拨云见日”估计是白内障)后,他的头痛肚痛也消失。所以,他给伯驾写下了感恩的诗。“我居重楼越兼句,所闻疗治皆奇新。治法迥与中国异,三分药石三分针。求医之人满庭宇,肩摩膝促犹鱼鳞。瘫疽聋瞽杂焉坐,先生周历如车轮。”[16]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里还同时记载了这首小诗。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、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卫三畏,在自己的汉学著作《中国总论》里也记载了一首诗:“侧闻花期国,良医莅中土。风涛万里余,唯愿拯疾苦。为人行善事,尘土视金钱。造福人世间,此心唯拳拳。永志医者德,神技四海传。丰碑树心中,赞美长绵绵。”[17]在这些称赞的诗作里,可以看出伯驾的病人多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。

在一幅著名的伯驾指导学生关韬治疗眼疾病人的油画中,画家精细地描绘了伯驾的室内布置。在一面墙上挂了一幅书法,上书:“妙手回春,寿世济人。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”。[18]这位耆宫保即为时任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耆英。1843年11月,耆英慕名来到眼科医局,伯驾治好了折磨他二十多年的皮肤病。为表示感谢,耆英写了这幅书法。同时,他还向伯驾询问了西医治疗情况,认为西医和中医一样能够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。鉴于耆英的特殊身份,他的赞扬无疑是对眼科医局及西方医学的肯定和宣传。后来,耆英又多次带领下属官员来到眼科医局就诊,这充分表明伯驾和中国官员的关系非常不错,眼科医局已经成功取得上流社会的信任和肯定。

伯驾最著名的一位病人是林则徐。《中国从报》曾经公开发表伯驾关于1839年的医院工作报告。当中写道:“林则徐通过南海知县和浩官向我索取治疗疝病的药品,我详细说明了这种病的性质,画了一幅病变部位的解剖图,还说明欧洲人治疗这种病的方法,然后告诉他,为了减轻症状,必须带上一种拖带。在这以后,他立即赴虎门行事,一直拖到秋天再来求医。疝气带送去给钦差大人之后,健康状况良好,只是当他咳嗽时带子易滑落,从这可以判断,他似乎还有气喘。我给他送去了一些药,为了道谢,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。”[19]伯驾详细描述了他与林则徐的七次交往,除了治疗疝气外,林则徐还向伯驾咨询了包括鸦片治疗、航海地理、文书翻译以及法律咨询等问题。在伯驾和林则徐的交往当中,“作为传教士的伯驾,已经具有了外交家的意识和眼光”。[20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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